南溪区委宣传部 南溪区文明办 主办

长征中的南溪籍女红军一阚思颖

  阚思颖,又名甘棠、阚世英、阚士英。1910年9月22日,出生于南溪县城一个商人家里。1926年5月5日在叙府女子中学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,同年12月,经中共宜宾特支批准入党。

  1928年初,阚思颖调中央特科任交通员。1930年底任江西苏区党的交通总站秘书。1934年夏,调任苏区中央妇女部当秘书,10月调中央工作团,在董必武、徐特立领导下的红军总卫生部、总供给部工作。随中央红军长征后,调任中央政治部宣传科长。在长征途中,她抓住好人好事,编写成快板、唱词、故事等文艺宣传资料,亲自带领一支宣传队,不辞辛苦地一面照样行军,一面进行宣传鼓动,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,组织群众,开仓分粮,积极配合和支援了红军行动。

  1935年2月,中央红军到达云南,党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,为了击破敌人新的围攻,牵制敌人,配合主力红军作战。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,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会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。在中央直接领导下,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、金沙江以东、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一个区域的地方工作。阚思颖留任纵队司令部秘书,机关党总支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队长。

 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,阚思颖常同留在纵队里任司令部指导员的女红军李桂红(后名李桂英,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戴元怀的爱人,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)一道行动,并肩战斗。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,开展游击战争中,每到一地,除了完成作战任务外,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。阚思颖率领宣传队更是走到哪里,便宣传到哪里。她说的四川语,熟悉地方风俗,会讲能写,还会唱、会跳,群众乐于听她的宣传;喜欢同她接触。她与宣传队的同志利用各种机会,采取多种形式,宣传共产党的主张,阐明游击纵队的性质和任务,揭露反动派制造的各种谣言,解除人们顾虑,激发群众的革命热忱。

  当时,在纵队活动的区域里,许多革命的标语、口号就是阚思颖亲自所写。如1935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,纵队在叙永的落堡召开军民大会,特委书记徐策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,颁布了特委制定的《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》后,阚思颖即安起桌子登上板凳,举起毛笔,在胡泽云家的墙壁上将《纲领》内容逐字逐段地写了起来,她脚腿软了,腰部酸了,手腕疼了,就退在桌上弯弯腰,伸伸腿,甩甩手,又坚持写下去,直至把近1500字的全文工工整整地写完才搁笔。围观者对她这种不顾疲劳,热心革命的精神赞不绝口,劳苦大众对这个《纲领》非常拥护,把它作为自己闹翻身、求解放的斗争武器备加爱惜,以致,距今70年了,墙上的字迹仍然依稀可辨。

  纵队攻入纳溪的叙蓬溪(又名护国镇),进入场上时,开初群众有顾虑,跑的跑、躲的躲,关门闭户。战士们立即展开宣传,说明:“红军是贫苦人家的子弟,是打倒蒋介石,解放贫苦人民的……”以后,老百姓看见红军纪律严明,秋毫不犯,说话和气,买卖公平。尤其是两个女红军的言行更引人注目,顷刻,三五成群的人围着她们问长问短,亲切交谈,一时冷冷清清的镇上变得热气腾腾。当晚,宣传队在该镇礼堂万寿宫演文明戏时,观众达数百人之多。当时阚思颖等披着红绸上台表演,进行穷人翻身求解放和扩大红军的宣传,以及一批青年踊跃入伍的情景,至今健在老人尚记忆犹新。纵队占领筠连县城后,广大群众听了宣传队的演讲,见到指战员的一举一动,老年人感慨地说:“我们平生什么样的兵都见过,就是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”。他们给战士端茶送水,腾房间,抱铺草,无比热情。游击队第一次打到珙县洛表时,群众见到阚思颖身着青衣、青帽、青绑腿,帽载五角红星,脚穿草鞋,容貌端庄,举止文雅,讲起话来,言词恳切,既有军人风貌,又和蔼可亲,钦佩不已,有的当即吟诗道:“遥想当年花木力(即木兰),不爱闺帏爱剑戟,更有今日女红军,粗衣草履为民急”。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敬慕之情。纵队第二次进占洛表后,阚思颖、李桂红听到贫苦妇女陈金凤控诉“坐地虎”洛表区团总李腾骧、“母老虎”范良珍等上次纵队转战后进行反攻倒算的罪恶,立即报告特委,经查实批准,对尚未逃遁的“母老虎”即行处决,博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。

  阚思颖遇事机警,有做秘密工作的经验,纵队领导安排她做重要的联络工作。当时贵州省工委几次派人来进行秘密接头,都是先由她出面办理。如1935年10月,对方派出康庆长藏着密信在该省的大定(大方)找到纵队驻地时,阚思颖通过接触了解无疑,才引去与政委余泽鸿洽谈。根据领导指示,她对康的食宿作了妥善安排,次晨天未亮就把康唤醒,给他一封密件,缝在裤脚边里,并给一件白汗衫和一包烟土,打扮成商人模样,并再三叮嘱,送康上路,直到临别时,才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。

  1935年11月,因李桂红有孕,不便行军,组织决定,由阚思颖陪同去余泽鸿的家乡——四川省长宁县梅硐乡隐蔽。当年春,纵队到这里时,曾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地方工作,成立了梅硐区委,组建了农会、游击小组和妇女小组,因而群众基础较好。阚思颖来后,由区委安排在坳田坡王二和(名号王箩筐)家,受到王家夫妻热情接待和细心照顾,把仅有的一间草房让给她们,自己住牛棚。她们就近开展访贫问苦,宣传党的主张,讲述红军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事迹,使自己很快融合于群众之中。后来敌人有所觉察,经常派兵查捕。一天,敌军又突然前来搜索,已来不及往外转移了,王箩筐夫妇急中生智,连忙把阚、李二人藏入室内地下苕窖中,窖口盖上木板,板面铺上柴灰,再放粪桶等农具。阚、李二人进入地窖,立即把各自的手枪子弹上膛,只要敌兵揭开窖盖,就开枪射击,决一死战。正当敌兵冲进室内,四处搜查,踢倒粪桶,触动地盖,万分危急时,恰逢发生地震,敌兵惊慌失措,夺门而出,乱放数枪,败兴而去。随后,敌人搜查更严,王家单门独户,房小狭窄,不利隐藏,为了安全起见,她俩天不见亮,就去深山密林岩腔头躲避,晚上摸黑回屋住宿,由附近的几户人以打柴或割草为掩护轮流送饭。不久李桂红临产,爬山极度困难,经区委领导同余泽鸿的父亲商定,把她们化妆成民妇,转移到了余泽鸿的家。(李分娩时,阚思颖在胡治国家暂住)余家的房屋宽敞,生活条件也较好,但却是敌人的眼中钉,更是常遭搜查的重点。敌人开初来余家,对老年人花言巧语,献假殷勤,给小孩花生糖果吃,企图诱出两个女红军的下落;继则

  强行入室,翻箱倒柜,四处搜查;甚至行凶逼问。一次,敌军陈五师所部闯进余家时,阚思颖与李桂红正隐藏在屋内一间褊窄光微的“印子”里。她俩听到敌人对余泽鸿母亲逼供的打骂声,小孩的啼哭声,不禁泪如泉涌,心似刀绞,决心冲出,与敌拼杀。正当她俩提起手枪,去开门时,却被余泽鸿的祖母死死抓住门闩,苦苦劝阻了。敌兵折腾一阵,毫无所获,走了之后,她俩双双抱住余母痛哭一场,对她不顾折磨,同敌斗争的精神万分敬佩,此事使她俩终生难忘。1954年9月,阚思颖在给余家的信中说:“1935年,我同李桂红来贵地时,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,您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,自己受到极大痛苦。我特向众父老表示亲切的慰问。并祝贺黄二娘(王萝筐之妻)分得了土地。为了祖国的富强,人民的幸福,我决心努力工作,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”。阚思颖在梅硐乡的两个月中,由于经常受到敌人搜捕的威胁,虽在组织和群众的大力保护下,她同李桂红都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了虎口,但因较长期地进山林,蹲地窖,特别是在地窖里,头不能抬,腰没法伸,坐不起,躺不下,导致头昏眼花,病魔缠身。

  1936年1月,阚思颖丢下孩子寄人扶养的李桂红,由梅硐区委派人护送回到了部队。这时,经受川、滇、黔三省军阀“会剿”,多次与强敌浴血奋战的游击纵队,仅剩下一百来人了。战争的环境十分紧张,时常在很狭小的溜滑路和七上八下的大小山头上行军,往往星夜兼程,几乎天天打仗。阚思颖小时候缠过脚的半大脚同志,行动比较困难,但她不甘示弱,坚持和纵队指导员一道,爬山涉水,风餐露宿,忍饥受冻,既要与敌军周旋,

  又要做群众工作。她鞋穿烂了,就用旧布缠住脚板行军,脚底打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,忍痛咬着牙齿赶路;在行军途中跌了无数跤,从不吭一声,爬起来又走;衣服单薄不畏冷;肚子饥了不叫饿,以钢铁般的意志,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,始终坚持了斗争。

  同年11月26日,纵队在敌军天天搜山,跟追很紧的情况下,天未明即从大雪山出发,急行军一百多华里,进入云南的野腊溪。其时,大家都很疲劳,认为已经甩开了敌人,找到一家三合头房暂住,战士们正在烧水洗脸洗脚,突然枪声大作,发现被敌人包围。领导当即带着大家冲杀出去,阚思颖与李桂红正在洗脚,连鞋都没有穿好,就仓猝上阵,刚冲到门外的竹林头,阚思颖的脚被戮伤。敌人蜂拥扑来,她俩突围受挫,不幸被捕。阚、李被捕,连夜被押解到扎西,后又被解送去昭通敌军旅部关禁。在押期间,敌军头目多次提问,她俩审慎而灵活地与敌周旋,始终坚持不泄露党组织的机密。当时,特委委员邹凤平在云南镇雄关上王区长家,以教师作掩护,敌人拿出捏造王区长的供词,妄图通过她们获得线索,她俩看后分析到敌人尚未掌握证据,便统一口径,矢口不露;并故意把关上的区、乡长等说得很坏来迷惑敌人。当问到长宁梅硐时的事情,她们避而不谈事实,另编一些假情况来对付。敌人见她们寒冬天气仅穿一件衬衫时问:“你们的衣服呢”?甘棠气愤地说:“被土匪抢去了”!敌问:“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”?则答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怎么问我们”!敌人打骂,她俩毫不畏惧,刚毅不屈地说:“要杀就杀,打死也不知道”。始终只说自己是爱国青年。敌人没有办法,结果自问自答给阚思颖扣上一顶“红军宣传员”的帽子而被监禁起来。西安事变后,1937年5月由昭通押送四川,途经南溪时,经南溪设法营救回家,9月党组织安排阚思颖在重庆加入党的活动。1938年春,调任四川省工委秘书。1940年3月转移去延安。1946年10月,任中央党校三部生活干事。1947年3月,调任晋城五师家属队协理员及该师党校九支书记。1948年11月,随军南下,解放大西南。

  1950年1月,留重庆筹建西南妇联的工作。3月,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兼市政府委员、西南妇联委员。11月,调任全总西南办事处女工部副部长、兼西南妇委副书记。1954年,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、党组副书记。先后被选为中共四川省临委常委、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71年11月28日,因病与世长辞,终年61岁。

  阚思颖既是南溪养育的优秀女儿,宜宾党组织培养的优秀共产党员,也是南溪向红军输送的革命精英。

责任编辑:张文奇